在闵行浦江郊野公园的西扩区，从沈杜公路拐进清溪路，蜿蜒的柏油路向北延伸。这里夏日有阵阵蝉鸣，晨昏有清脆鸟鸣，时而可见几只白鹭翩飞于婆娑树影间。沿着听荷中路一路向西，穿过一片绚烂的百日菊，蝶舞纷飞处，一间白墙灰瓦的平房映入眼帘，上海城市荒野工作室坐落于此。
85后郭陶然是这间工作室的创始人。距离工作室步行5分钟，17000平方米的荒地被他重建为城市中的荒野，300多种乡土植物、80多种鸟类、超过500种昆虫在这里肆意生长，散发着自然野性的气息。在这片“城市荒野”的背后，藏着一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蓝图。郭陶然与工作室的成员们，正以他们的方式，努力将这张蓝图绘成现实。
第一次见到郭陶然时，他穿着干净利落的蓝色衬衫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举手投足间难掩温润的书卷气。但从略显黝黑的肤色与有些磨损的越野鞋中不难看出，他常与自然打交道。
由于从事城市生态修复和乡土物种保育工作，郭陶然被称作“生态修复师”。但在同事与朋友口中，郭陶然还有另一个绰号——虫哥。与“虫”的缘分，要从他的童年讲起。
郭陶然的祖辈是援疆干部，因此这个安徽人自小在新疆长大。许是天性使然，自幼儿园起，郭陶然就是个不折不扣的“动植物爱好者”。父母是英语老师，他时常溜到学校的实验室里制作、收集各类昆虫标本。
小学时，这一爱好并未夭折，反倒兴趣渐浓。还没有电脑时，郭陶然就常常沉浸在与动植物相关的书和纪录片中。午休2小时，他喜欢爬到附近的小山丘上抓昆虫、逮蜥蜴，还偷偷将它们藏在铅笔盒里。回到家，他把七八十平方米的屋子变成两三百种动植物的“自然乐园”。不仅角落见缝插针地摆满了各种动物的饲养箱，约有半个餐桌大的鱼缸，还养着四五十种热带鱼。
在郭陶然的房间，天花板的四个角各结了一张网，五六只大腹园蛛在此安家。平日里，郭陶然热衷于替它们捕食，常常徒手活捉苍蝇或蜜蜂等昆虫，再如同投篮般扔上墙角的蜘蛛网，并暗自观察大腹园蛛的捕食过程。“感应到蜘蛛网的震动后，它们会咬住猎物，再吸吮汁液，慢慢品尝，有时进食长达一两个小时。”
与各类生物生活在同一屋檐下，郭陶然早已习以为常。有时一觉醒来，还会发现原本安居于天花板一隅的大腹园蛛正试图“开疆拓土”，在地面织起了网。他最想念的是一只牡丹鹦鹉，它没有笼子的束缚，任意在家穿行，但即使打开窗也不会飞走。每当郭陶然走过，它就会乖巧地扑扇着翅膀，落到他身上。
中学时，郭陶然告别新疆，来到上海读书。尽管闲暇时间减少，他却没有放弃对自然的热爱，养起了各类植物，“相比于昆虫和动物，它们更好打理”。每到放学，郭陶然就会一头扎进花鸟市场里。上海的每一个花鸟市场都遍布他的足迹，被扔掉的过期植物常被他捡回家继续养。不论是热带植物，还是高海拔地区的植物，郭陶然来者不拒。他养植物不为陶冶情操，而是想了解各类植物的习性，研究如何才能养好它们。
这一过程中，挑战接踵而至。比如，上海的冬天阴冷潮湿，而热带的兰花却需要至少15摄氏度的室温。为了创造条件，郭陶然将兰花放在花架上，并用保鲜膜将花架包裹起来，搭建了一个简易温室。为了保持空气流通，他买了许多电脑的散热风扇，放在花架里。约10平方米大的阳台上，四五个花架交叉错落，既是植物的家，更是郭陶然的“自然实验室”。
“养兰浇水三年功，只有经过自己反复摸索，才能把兰花养好。”话音刚落，一只苍蝇忽然扑到了手机上，在屏幕上反复打滑。郭陶然娴熟地勾起手指，轻轻一弹，苍蝇便不翼而飞：“不好意思，青蛙的‘饲料’不小心逃出来了。”
在上海城市荒野工作室，一面满是动植物的照片墙令人注目。它们都来自工作室的“后花园”——约有2.3个足球场大的“城市荒野”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。
推开朴素的竹门，走进“城市荒野”，满目翠绿跃然眼前，仿佛一瞬间从城市步入了动植物的“世外桃源”。这里没有修剪整齐的绿化、错落有致的花丛，一眼望去还有些杂乱无章，并没有城市里规整的大草坪那般赏心悦目。与众不同的是，城市生态修复的理念融入其间，仔细观察不难感受打造者的用心。“城市生态修复本质上是指生物多样性的恢复，这是城市生态安全的基础。”郭陶然解释，生态环境与绿化景观并非同一概念，尽管如今城市里的绿化看起来美观，却没有吸引动物们来安家。只有构建合理的群落结构，尽可能提高生物多样性，才能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。
“乱”中也并非无序，整片“城市荒野”浓缩了上海不同的生态类型，分为常绿树种区、落叶树种区、灌木展示区、蝶类招引区、水生生物保育区、科普活动区与常绿、落叶树种混交区，不同区域还做了水系的贯通。沿着小路一直向前，大小、形态各不相同的乡土植物汇聚一堂，深浅不一的绿在阳光的切割下相互杂糅，有些眼花缭乱。不过郭陶然对每个品种都如数家珍，名称、特性他都烂熟于心，还和团队成员一起制作了科普介绍牌。
在“城市荒野”里，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自然野性的气息。植物自由生长，动物安居乐业，丝毫不会因“不美观”而受到干扰。置身其中，人类仿佛成了外来入侵者。伴随着脚踩枯树叶发出的“咔嚓”声，郭陶然一边用手拨开旁逸斜出的枝条，一边提醒着要小心藏在树枝下方的“马蜂窝”：“去年，我们监测到20多个蜂巢，如果不小心碰到，就要上演一场‘生死时速’。哪怕我铆足了劲往外跑，整条大腿还是被蜇得紫了一片。”
4年前，郭陶然初见这片荒地，这里还是一片生态公益林，种植着女贞树、香樟树与杨树，部分树木几近死亡。林下遍布各类外来入侵植物，如喜旱莲子草、白车轴草，还有一些观赏性植物穿插其间。为了将这里变为“城市荒野”，郭陶然几乎日日用脚步丈量这片荒地。先是翻耕，铲除入侵植物，为乡土植物营造更多的生存空间，后是将荒地分区，并按区域依次引入上海的乡土植物。
时至今日，这片荒地已蜕变为300多种乡土植物、80多种鸟类、500多种昆虫的家园，更是郭陶然亲手培育的“生态修复”实验室。他希望通过打造这片“城市荒野”，能够在破碎化的生态环境中恢复上海原有生物群落的结构和功能，让乡土生物在低人工干预的情况下，稳定地存在、演替。
门口停着一辆白色电瓶车，这是郭陶然的代步工具。如今，他与妻子住在离工作室不远的一处农村小院里。日程繁忙，郭陶然每周来工作室的次数不多，但总会抽空来这片“城市荒野”走走，“荒野和城市并非一个矛盾的概念。我坚信，未来它们一定会结合在一起”。
扑扇着翅膀的碧凤蝶，远看通体漆黑，若是在阳光下，则泛着璀璨的蓝绿色，如同身着一袭华丽的晚礼服，在花丛间翩翩起舞，这是上海地区体型最大的蝴蝶之一。若是前些年，在上海几乎难觅它们的踪迹。然而，在“城市荒野”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里，只要仔细留意，就能寻到它们的身影。
这片“城市荒野”究竟有何特别之处，能够吸引行踪不定的碧凤蝶来此安家？郭陶然没有回答，而是站在了一棵叶片狭长的植物前。慢慢凑近，一股浓郁的辛辣味灌入鼻腔。“这棵竹叶花椒是碧凤蝶幼虫的食物，已经种了8年。”郭陶然介绍，在这片“城市荒野”里，有了作为食物的各种乡土植物，各类昆虫、动物便会纷至沓来。
那么，这300多种乡土植物从哪里来？郭陶然的答案是：市场上能买到的只有不到100种，剩余的则需要去野外采集，再根据植物的生态功能进行人工繁育。早在2013年，上海城市荒野工作室成立后，便开启了收集上海乡土植物之旅。
过程并非一帆风顺，难度堪比大海捞针。比如，碧凤蝶幼虫爱吃的竹叶花椒，零星分布在上海松江的山区或一些老建筑附近，市区内分布不到10棵。8年前，郭陶然与工作室成员赴苏州太湖一个小岛上调研时，偶然发现了竹叶花椒，并将它的种子带回了上海。
有了种子，只是第一步，播种是第二道难题。为了保证竹叶花椒较好的存活率，需要将种子放在潮湿的沙子里，再将沙子放入冰箱储存。经过一个冬天，再拿出来播种。三四年后，等到开花结果，竹叶花椒才真正地具有了繁殖能力。两年前，上海城市荒野工作室租下了浦东一处10亩的苗圃，如今那里已孕育了超过1000棵竹叶花椒。上海城市荒野工作室各个项目的基地里，只要有条件，也通通种上了竹叶花椒，有效地恢复了碧凤蝶在上海范围内的数量。
再比如，在冬季盛开的野菊，是上海地区最晚一批开花的乡土植物，能够给即将越冬的传粉昆虫提供食物来源。郭陶然发现，由于习俗和文化原因，部分上海农村在种植野菊，于是便从农户手里买来几株。此外，还有从中药材商户那里“淘”来的丹参、桔梗，村落动迁时从农户手里买来的接骨木，在青浦调研时采集的龙舌草……然而，拯救乡土植物之路任重道远，“即使找遍了长三角区域，很多乡土植物至今都没能找到”。
而这，只是上海城市荒野工作室日常任务的一鳞半爪。为了守护城市生态，郭陶然与工作室的成员们还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。在“城市荒野”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里，一张白色的防虫网藏在重重绿影后，走近一看，绿色的叶片上趴着一只仅有拇指大小的无斑雨蛙，“这是上海仅存的一批无斑雨蛙，由外地引入，它们从蝌蚪长大，十分珍稀”。郭陶然蹲在地上，小心地察看无斑雨蛙的生存状况。他计划在上海建立一个“雨蛙农场”，并进一步扩大苗圃，为后续无斑雨蛙的保护、生态修复项目的应用等打好基础。
如同拯救即将消失的乡土植物，守护城市生态之路也是曲折坎坷。目前国内尚未有一个成熟的城市生态修复体系可供参考，因此，郭陶然与工作室的成员们只能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而他愿意做那个开拓者。“我们正在探索一条崭新的城市生态修复之路。希望有朝一日，能以上海或长三角区域为案例示范，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在城市生态修复方面取得的成果。”
